通过对中西方社会与文化等不同元素的相互吸收和环境调适，香港产生了一种既融汇中西，又有别于中西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内涵，使弹丸之地的香港在缺乏天然资源等多重不利条件中突围而出，发展成世界金融中心、国际大都会，这不仅是制度的有效运作，市场与经济能够发挥巨大力量，以及司法制度可以保持公正透明等相互配合的结果，更是无数中外移民与本地居民，充分意识到香港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位置，并从依托中国内地、面向世界的特殊优势中，以辛勤和汗水长年累月不断打拼而来（Miners，1977；King，1975；Lau，1986；Friedman，1981；Cheung，1983；Wong， 1988；郑宏泰、黄绍伦，2013)。

本文将深入探讨的何东家族，正是因为充分利用了香港的中介角色，最终发展成富甲一方的巨富。（拍摄于1915年获英皇乔治五世册封为下级勋位爵士后。）

早期香港华人在中西法制传统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双轨并行之下的香港，寻找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空间，充分吸收西方之长为我所用。被视为早期香港首富的何东家族，在其发展、调适、不断壮大，然后是慷慨捐输、大做慈善等等过程中，都极具代表性。其家族成员在思考如何遗爱人间、造福后代时，能够成功吸纳西方慈善信托制度，为我所用；其生前设置的慈善信托至今仍能发光发热，在社会上发挥着重大影响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中的关键所在。

无根家族&“何氏”大旗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何东家族不但是香港商业兴起、中西文化多元与身份混杂的象征，更是吸纳中西制度——尤其是遗嘱与信托制度——的先行者，所以属于上佳的研究案例，至于其家族的组成与兴起，更是具有时代特色和意义。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同，何东（又称何启东，1865年~1956年) 并非纯华人，而是一名欧亚混血儿，父亲（C. H. M. Bosman）是香港开埠初期自欧洲东来淘金的荷兰商人，母亲施氏（名字不详，据说名“娣”或“靓娣”)是华人，所以被香港历史学者施其乐（Carl T. Smith）形容为“无根家族”，自出生就没有中国传统家族、宗族及乡里纽带与网络（施其乐， 1999），与香港既为中国领土又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颇为相似，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别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何东父母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而其生父又在何东出生不久离开香港，因此何东与父亲没有太多接触。外貌更像洋人而非华人的何东，自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因而行为举止极为东方化，同时他自己也以华人自称，并与华人社会连结在一起，而母亲又先后为他带来另外多名同母异父的姐姐和弟弟、妹妹 (1个姐姐和7个弟弟、妹妹)，令其家族与成长背景增添了更多迷雾色彩（郑宏泰、黄绍伦，2007）。虽然没有中国传统家族、宗族和乡里的纽带与网络，但何东却能左右开弓，建立起一个以他为核心，并且横跨华洋政商的庞大家族，其中的过程及方式，确实值得深入讨论。

何东的母亲在毫无婚姻保障的情况下，为何东带来众多同母异父的姐妹兄弟，而有关何东为何会姓“何”的问题，也十分耐人寻味，其生父日后更获“赠”一个中文姓名：“何仕文”。而家族的姐妹兄弟组织起一个以母亲为纽带，以长兄为骨干的“传统中国家族”核心单位，为日后何东、何福和何甘棠昆仲三人共同创业，但又各有分工创造了有利条件（Wong, 1988；Tse Liu, 2003; 郑宏泰、黄绍伦，2007）。

由利源东街东望皇后大道中，约1890 年，这一带的楼房不少被用作洋行及银行买办的办公楼。

资料显示，何东能获怡和洋行垂青的重要原因是姻亲关系。何东之所以能进入怡和洋行，一是因其胞姐的丈夫是怡和洋行首任买办蔡星南，但蔡氏英文不太好，也因为年纪已高而萌生退意，因而在何东胞姐影响下推荐何东进入洋行。何东初入洋行时并未任买办，只是担任跑腿或助理之类的工作，直至他迎娶同属混血儿的麦秀英为妻，情况又再次发生变化，因麦秀英是怡和洋行其中一名销售员 (另一说法他是合伙人) 麦奇廉（H. C. Maclean）的私生女，与怡和洋行关系密切，他很可能获得岳父麦奇廉的进一步引荐与担保，于婚后不久担任了买办之职（郑宏泰、黄绍伦，2009；Ho, 2010）。

而令何东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的重要条件，除了天生聪明睿智，更重要的是他母亲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掌握西式教育与中西双语有利于谋生，因而在何东等年幼时就将他们送到创立不久的中央书院（即现在的皇仁书院——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读书。

早年的中央书院

而他们走出校门后确实成为沟通中外的中间人，获得不少洋行青睐，其中尤以何东在1880年（年届18岁）充当英资龙头洋行——怡和洋行——买办一职最为重要，这一职位也令这个“无根家族”出现重大突破，而他则和不少同时代的买办一样，在这个位置上招揽了无数家族成员加入，再利用婚姻结盟方式扩大家族实力，形成一个当时在香港一时无两的“买办家族”。

买办 (compradore) 一词本来泛指中介或中间人而已，但在华洋交往过程中，洋行大班聘用买办来处理所有对华业务，同时又让买办负责管理洋行旗下所有华人员工，因此买办成为这个职位的专门称呼。正因如此，买办便有了 “既仆又主”的特质，地位微妙且极为重要（施其乐，1999）。由于买办角色吃重，并掌握很多重要资讯与权力，一般而言必须获得洋行大班高度信任，才能获任，所以当有人能成功出任洋行买办，必然会“以亲引亲”，招揽其家人到买办部门内，或是引荐给其他洋行去当买办，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以特定家族为核心的买办群体，何东家族亦是如此。

简单来说，有了怡和洋行买办这个突破口，加上本身的工作表现突出，何东逐渐赢得了“大班”的信任，像其他纯华人买办一样，何东立即采取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方法，引荐及担保那些他认为值得信任且有助壮大家族力量的人进入买办队伍。虽然何东属于“无根家族”，但自他构思出“何”的姓氏并团结一众同母异父姐妹兄弟后，再通过婚姻关系，令其血缘关系进一步扩张。何东一生娶有一位元配夫人（麦秀英，但无子嗣，有一过继子何世荣)、一位平妻（张静蓉，育有三子七女，三子为：何世勤[早夭]、何世俭、何世礼，七女为：何锦姿、何慧姿、何娴姿、何崎姿、何文姿、何尧姿和何孝姿)、一位侍妾（周绮文，育有一女何纯姿）以及一位情人（朱结地，育有一子何佐芝）。妻妾儿女成群让他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实在不少。

另一方面，他又利用自身及子女在不同学校读书的同窗书友网络，调动社会资源，至于与婚姻联盟及同窗书友关系重叠的，则是那个同属欧亚混血儿的族群，因他们遭到华洋社会排挤而走在一起，互相照料扶持，共同进退。这就意味着，自从取得买办职位这个突破口，何东就利用先天或后天的条件，大力扩张个人或家族网络。粗略地看，这个网络由如下四个层面组成：其一是家族成员；其二是姻亲；其三是昔日同窗书友；其四是欧亚混血儿（Stokes and Stokes, 1987）。

具体而言，何东以自己为中心，并与两名胞弟何福和何甘棠结成铁三角作为内核，然后招揽子侄及姻亲作为外核，再之后则以呼朋引友作为外层，令他们在何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进入买办行列，形成一个以何东为核心的“买办家族”，令其网络向四周扩散出去，而这些向何东靠拢的人，不是属于他的家族成员（同母异父），便是来自欧亚混血族群，更有不少是昔日中央书院的同窗，关系极为紧密自不待言 (Zheng and Wong, 2010)。

更准确地说，通过婚姻联盟，何东家族与同属欧亚混血族裔的黄金福家族、罗长肇家族、洪兴锦家族及洗德芬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不但强化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实力，也有助于分散投资风险，同时更可弥补彼此专业与人才各有不足的问题，达到一荣俱荣的效果，至于这个家族的各种关系，则层层叠叠、盘根错节，让人觉得极为复杂。

表1是何东这个“买办家族”的资料摘要，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除了何东、何福及何甘棠三兄弟先后接掌怡和洋行总买办一职，控制着该英资大行的核心业务之外，还将其他子侄姻亲等推荐到不同部门，分掌不同业务，出任买办或助理买办等职，进而发展出姻亲罗长肇（罗絮才胞弟）、张沛阶（张静蓉胞弟）出任怡和洋行助理买办，儿子何世荣与何世俭出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买办，侄子何世光及何世杰出任沙逊洋行买办，何世耀、何世华出任有利银行买办，何世奇出任安利洋行买办，以及姻亲黄金福出任香港九龙货仓码头公司买办，谢诗屏出任大西洋银行买办和谢家宝出任日本邮船公司买办，等等，构成一个生意上无孔不入、人脉网络四通八达，并且同声同气、休戚与共的买办家族，紧紧地控制了香港商业与经济的命脉。

自立门户&政商两和

在这个以何东为核心，以姻亲家属为支援的基础上，加上其敏锐投资目光和肯捱敢搏的个性，让他不但赢得了巨大财富的积累，亦不断提升了其在政商界的影响力。在羽翼已丰时，何东开始自立门户，他一方面独资成立了生记租务公司，统合地产投资，另一方面又与胞弟成立何东公司，合股经营食糖及航运等生意。与此同时，兄弟三人又以不同形式联合中央书院的同窗好友如陈启明、刘铸伯，以及姻亲罗长肇等，创立大有银行；与友人刘铸伯、梁恩甫和吴理卿等创立厚福公司；与澳门友人布力架（Jack Braga）、女婿罗文锦和外甥罗栋勋等创立生和船务有限公司，藉以壮大家族的经济实力。

前排左起︰刘铸伯、何东、何甘棠，后排左起︰何福、陈启明、罗长肇。

除此之外，何东又将部分资金分散投放到当时的“上市公司”之中，因而获委任为以下众多企业如：諌当保险公司、均益按揭有限公司、德忌立士轮船公司、青洲英泥公司、香港广州制雪有限公司、省港澳轮船公司、香港电灯有限公司、香港工程及建筑有限公司、香港火烛保险公司、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司、香港蔴缆公司、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香港及上海大酒店公司，以及山顶火车有限公司（即后来的山顶缆车公司）的主席、董事或管理委员会成员等职，因而与这些企业之间存在着万缕千丝的关系（郑宏泰、黄绍伦，2007）。

发财致富后的何东，和很多家财万贯的富翁一样，同样想到公益慈善、慷慨捐输以扶弱助困、济众救灾，藉以提升个人名望，争取社会地位和认同的问题。除此之外，他也热心于参与各种慈善及公共服务组织，其中的重要例子，则是曾一度担任诸如东华三院、廿四商会联合会及华商公局等会长之职，带领那些在香港享有很高地位的民间组织向前发展。

更备受社会关注的是何东在政治参与方面亦十分热心。资料显示，早在1898年，他曾在上海拯救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慈禧太后追捕的康有为，安排他逃难到香港，并一度招待康氏在何家大宅中居住。事实上，正因这一举动，何东随后辞去怡和洋行总买办之职，由胞弟何福顶替，以避免其个人政治立场影响怡和洋行在华业务(郑宏泰、黄绍伦，2009)。

在参与香港政治方面，何东曾以船主及社会贤达的身份，调停1921年~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

据说，他曾凭个人名誉担保并承诺给海员增加薪水与补贴，令海员愿意结束罢工，返回工作岗位。但后来海员却向国际劳工组织投诉，指何东未能兑现承诺，海员一直未能获得应有加薪与补贴。

在随后的1923年，何东又因应当时中华大地军阀割据问题严重，孙中山已提出南北谈判以解决各方势力割据问题时，致电全国及各省长官，提议召开“国内领袖联席会议”，以谈判方式解决彼此分歧，尽早裁减军旅，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这一被形容为“推动和平会议”的行动，表面上虽是呼应孙中山的倡议，但内里却令人觉得另有盘算。正因如此，尽管何东于该年8月至12月间花了数月在中华大地上东奔西跑，会晤不少军政商界领袖，但最终还是因为各方政治力量明争暗斗，无功而还（郑宏泰、黄绍伦，2009）。

自此之后，何东虽然曾有不少意图或努力于推动中华大地与香港之政治发展，但总是因为各方力量对之颇有忌弹无疾而终。

正如西方谚语所云，金钱与权力乃一对“孪生子”。虽然缺乏先天的宗族及乡里纽带，并且受到华洋社会的排斥，但何东却能团结一众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树立起“何”氏家族的旗帜；再通过姻亲这个介乎血缘与半血缘之间的脉络，顺藤摸瓜地找到了买办这个重要舞台；然后盘缠牵绕，引荐家属姻亲充当不同外资洋行的买办，形成了一时无两的买办家族；继而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地援引中央书院的昔日同窗书友，将业务拓展至航运、银行及地产等层面，然后再将其影响力延伸至政治层面，令不同网络之间相互紧扣，相互支援，形成一个无远弗届、纵横交错的政商与社会网络，令何东家族的命运与香港的命运紧紧地扣结在一起，起落同步、休戚与共。

热心捐输&扬名立万

与无数富家大族一样，发财致富，甚至成为“中国首富”(China’s Richest Man) 或 “东方的摩根”（J. P. Morgan of the East）后的何东（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July 1933），在“达则兼济天下”观念的驱使下，自然亦想到藉慈善公益争取社会认同并提升社会名声与地位的问题，并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明显变得积极，其中的重要原因，当然与财富积累已经十分丰厚有关，另一方面混血儿在那个年代常遭华洋社会歧视，贬斥为血统不纯族群，相信又促使他们期望以博施济众手段争取社会的接纳和认同。

表2是1915年起何东捐款支持教育、扶贫、恤孤及支援捐助的金额统计。在1915年至1920年间，他合共捐出235,483港元，这个数字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历史背景与物质条件下，已属天文数字。在1915年，香港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178 . 6万元。若以1915年~1920年何东累计捐款数目为23.5万元计算，则约占1915年政府财政收入的2%左右，可见其捐款数目在当时社会而言并非小数。除了1941年~1945年香港沦陷期间，何东避难澳门，家族成员四散，他的捐款锐减，大约半个世纪时间内，何东累计捐款达3,229,094元。

何东在发财致富后，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并且立志高远，在扶贫助弱的行动中赢取民众敬仰，让自己的名字留在社会中，所以利用捐助的“散财”方式，抚贫恤孤、扶助弱小，争取社会认同，提升社会地位的做法，无疑属于“双赢之举”，既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因此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何东跃升为香港华人社会的贤达或领袖，并且在中国及国际社会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书写了他本人和家族在香港地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