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

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

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

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

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

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

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

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

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

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

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

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

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

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

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

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

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

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

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

《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

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

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

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

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

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

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

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

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

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

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

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

《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

“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

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

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

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

“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

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

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

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

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

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

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

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

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

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

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

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

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

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

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

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

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

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

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

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

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

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

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

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

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

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

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

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

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

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

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

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

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

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

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

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

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

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

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

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

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

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

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

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

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

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

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

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

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

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

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

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

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

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

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

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

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

？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

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

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