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星期一。旧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当晚十点，在曾经的两江总督衙门，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了中华民国的呱呱坠地。南京临时政府通电全国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选择在元旦这一天举行中国史上首次总统就职仪式，这是孙中山深思熟虑的决定。当孙中山表态愿意接受推举，荣膺临时大总统一职，提出的条件是在阳历的1月1日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时，各省代表会议组成的欢迎团诸君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代表们争辩激烈后，最终权衡大局一致通过了提议，但同时也提出修正意见，考虑到民间习惯，应当允许在阳历下注明阴历节候。

我们现在熟悉的“双卡双待”的日历就这样诞生了。

东亚大陆的季风气候和定居的农耕生活塑造了中国先民独特的岁时观念。“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诗句。我们常常混用岁和年，但是两者的最初含义并不相同。岁字看上去像一把石斧，既是一种收获农作物的工具，也是一种屠杀牲畜的利器。原始农业是一年一熟制，每年收获一次，收获之后，人们要杀牲祭神。所以，“岁”逐渐成为时间段落标记，表示节气轮回一周。而年字是谷穗沉甸甸耷下的模样。同样是时间段落标记，年表示月亮圆缺十二次。年和岁的混用反映了中国古代历法的一大特点，即融合年岁，阴阳兼采。

所谓阴，是指根据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设定月份；所谓阳，是指根据太阳的远近高低来划分节气。由于月份和节气之间总是存在出入，又另外设置了闰月来灵活调整。等到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正式颁布《太初历》，以立春所在的那一月为正月，改变过去以冬十月为岁首的做法，从此开启长达两千年的中国春节的节日模式。

春节是中国岁时节俗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用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话说，春节的核心内涵是过渡礼仪。（“驱傩”是古代驱除疫鬼的仪式，多在腊月举行。）

古代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和现代人不同。现代人相信，时间像一支飞逝的箭头，年月日只是标识距离的刻度。古代中国人则相信，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每一个周期都是一段完整的历程。春节是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的过渡。对于中国先民来说，危险正好隐藏在这段空窗期。心怀恐惧的人民迫切需要有祖先的精神佑护与家族集体力量的保障。因此，祭祀和团聚是春节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主题。广义的春节包括岁前和岁后两部分。以岁首为界线，岁前的主题是驱邪除秽，岁后的主题是迎新纳福。

传统的年节从腊日开始。腊日是岁终大节，人们不远千里赶回家中团聚。在东汉，常有官员在腊日尤其是冬至放归囚犯回家过年。在汉代以前，腊日的日期不固定。直到魏晋时期，腊日才逐渐固定在十二月初八。腊日在古代主要是祭祀百神之日，它来源于丰收后的赛神狂欢活动。《说文解字》道：“腊，接也，新故交接。”腊日的主要活动是驱疫行傩。古人敲响大鼓，模仿雷鸣，头戴面具，化身神灵，驱逐疫鬼。这一仪式流传至今。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所谓“月穷岁尽”，是除旧迎新的转折点。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除夕的“团年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菜肴中必备丸子一类，象征完完全全团团圆圆。这时候，不仅家人欢聚一堂，还要举行祭祀，请回祖先团年。团年饭后，长辈要给小儿压岁钱，这既是喜庆的贺岁之礼，也是长辈给予幼儿的保护力量。人们依靠家族的集体力量共度年关。过节与度厄是密不可分的。大年夜灯火通明，全家人围炉夜话，通宵不眠，守候新岁，故名“守岁”。

年夜关门团年，意味着人们与旧年联系的隔断。正月初一凌晨，旧年紧闭的大门，这时重新打开，人们鸣放鞭炮喜迎新年。子时一到，惶恐不安的人们即刻开门迎年，重新回到正常时间之中，而且是拥有了新的时间。大门是家与外界的联系点与分隔点，向来是人们最为重视的神圣场所。从最初的桃符和门神，到后来的春联和年画，大门一直在提醒我们春节的本质是过渡礼仪。

在一年之始的正日节俗中，人们不仅全体参与祖先祭祀，同时也按照长幼尊卑的次序来到家庙或祠堂，祭祀先祖，宴饮全族。家中的晚辈纷纷向家长敬酒祝寿。家庭活动结束后，人们要利用这一新年机会谒见拜贺宗亲、友朋、乡邻。

拜年是岁首的主要活动。人们在度过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互相庆贺，以祝新生。

同时，它亦隐含了人伦关系再造的意义。如朝廷有盛大的“元会”，君臣相贺，旨在确定新的君臣之义。在民间，人们以拜年的形式更新家族、乡邻的伦理关系以及与神灵的关系。人们由家内到家外，由亲友到乡邻，由近及远，由里及外，将节日时间活动变成社会关系更新的进程表。

显然，中国人的春节是两千年历史的巨大沉淀，春节不仅是调整时间秩序的必要手段，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自古以来，具有强烈伦理意义的春节与中国的家族社会和家族文化密不可分。即使在今天以娱乐休闲为主的后工业时代，春节仍然有着再造与整合社会人伦关系的意味。过好春节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