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的话：前两天深圳的消息太大，股市、楼市纷纷炸裂，吃瓜群众一时不慎，都被闪花了眼。可激情过后，却有诸多细节值得推敲。实际上，在年初的大湾区规划里，深圳刚有过一次极为清晰的定位设计，可匆匆半年就又大动干戈，将这个逐渐低调的功勋元老给推向了舞台的C位。相比之下，“自由过了火”的香港会作何感想？深圳会取代香港吗？而这个年轻的城市，会重蹈香港昔日的覆辙吗？

子弹飞了一天，无脑的舆论轰炸也消停了些许。待情绪平息过后，这则重磅文件的草蛇灰线也在水落石出。

和媒体极力造作，重回四十年前的刷屏论调相比，厂长必须要提醒大家几个事实。

其一，有关先行示范区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新”闻，其实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相关的“先行示范区”就已经批准“上膛”，这次公布的只是相关细则：

值得注意的是，当初同为“一南一北”的“上合示范区”青岛，这次居然只字未提。

其二，从文件内容和牵扯层级来看，相关布局绝非一拍脑袋的血气上头，其中多方纠葛的协调统一，没有半年功夫根本拿不下来。

说白了，文件本身其实绸缪已久，但选在此时此刻一锤落音，却很有讲究。

在理清这两点后，我们再来重新审视下此次文件里的几个重要表述：

回到半年以前，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规划里，深圳的对应“位置”，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经济特区和“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前后对比，其布局眼界被充分扩展，从区域性的标杆直升至坐观全球的野望。

而除了绝对标准上的跃迁，城市间的相对竞争也在上演。

“粤港澳”时期，四大城市各成犄角，互有掩护，但也在暗中逐力。

从当时的“热词频率”来看，深圳只被提及了39次，位列四大中心城市末席；相比之下，榜首香港却被重点关照了102次之多——此时之间，谁主谁次可谓一目了然。

可短短半年过后，权威文件重塑定位，深圳不但被拔升为“国家战略城市”，中央还支持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尤其是希望探索“香港以外”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中心和新制度（比如外汇改革），不让坐享其成的某地专美于前。

这措辞里的微妙变化，让此前诸多交付给香港的“重担”，都悄然地转移到了深圳的肩膀上。

而除了抢人“饭碗”，深圳还把抢人大战的主意算到了老邻居的身上。

此次《意见》表明，将予以港澳居民同等待遇，以解决香港市民的居住问题。。。当然了，同样是寸土寸金，深圳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也是捉襟见肘，故而才有了先前准备的人才保障房、土地扩容（东莞、惠州、大亚湾的部分区域划给深圳）等配套措施。。。这么说吧，从夺人口食，到争取人才，再到随后的人才引进、住房、医疗、教育，深圳早就设计好了一套连环相扣的组合拳，把香港给整个明明白白。

从这点来看，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到底是示范给谁看的？

从地理上看，香港到深圳，只有浅浅的一水之间。

这条河看似很近，但曾几何时，也相隔过整整百年的距离。

纵观历史，深圳的起势和香港脱不开干系。

后人在追溯“深圳奇迹”时，大多归功于谋局远大的决策魄力和极宠一时的政策红利，但无论如何，比邻香港的地理优势绝对无可取代。

这个圈会画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偶然的。

当然，反过来讲，香港于二战之后的“楼台更进”，也和当时的内地息息相关。

上世纪50年代，世界局势风云变化。大批资本、劳动力、机器、廉价原料“从天而降”，给香港的初级工业攒够了基础。从此往后的20年里，香港一边承接着外来制造业转移的产业红利，一边架起着“里外世界”的桥梁枢纽。

1970年时，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历史峰值的30.9%！而从纺织业、塑料业再到房地产，李嘉诚、霍英东等资本大佬都于此时粉墨登场。当是时，“剧本”、“导演”、“演员”、“投资方”四方齐聚，一个浑然天成的金融中心就此应运而生，成了四小龙时期最为夺目的那颗“骊珠”。

毫不客气地说，香港当初的繁荣兴盛，正是踩在内地的落魄之上。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陆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得天独厚的优势被逐一剥离。

在此过程中，首先投降的是本地的制造业。面对汹涌如潮的劳动力和各种政策补贴，香港制造业丝毫占不到便宜；除此之外，贸易优势也被上海等港口城市分流逆转——尤其是中国进入WTO，更如一把利剑，给香港的表面繁荣凿出一条难以抹平的疤痕。

但话说回来，香港的“老路子”虽然越走越窄，但也不是没有另辟蹊径的机会。

80年代后期，面对滔滔大势，香港开始有意识地从工业城市向国际金融中心转型。

从1970到1980，香港制造业的比重已经从30.9%滑落至23.7%；而香港的银行资产，却在这十年里翻了13倍。

关于这一点，现在的媒体多有诟病，把如今金融地产的苦果当成昔日酿祸的主因。其实相比这点，香港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错失了真正的第一生产力——科技产业。

1999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曾提出“数码港”计划，后来转而建议做“中药港”；后来，台积电的张汝京也有要在香港搞芯片制造的意思——用现在某些港民的话来讲，如果这事里有一个成了，香港也不至于走到如今的境地：

在这之中，除了资本天生的短视，民众本身也不大支持。。。乃至直到现在，“吃尽苦头”的港人对“好事”的董建华依然多有微词：

一方面，董想法不错，但操作粗糙，很多科技项目到头来都便宜了地产商。

其次，时代局限。当时香港金融局势还算稳定，民众尤其是中产，他们宁愿在明知的“温水煮青蛙”里缓慢死亡，也不愿为将来未知的洪水滔天“刮骨疗毒”。

表面上看，当年的“拒绝”，是大众不识“千里马”；但实际上，还要源于“自由世界”对内地式政令的各种不适应（不信任）。

从这点来看，造就今日香港“无瓜之困”的，看似是个别阶层的“摘瓜老人”，实则也是每个阶层的合力结果。

自视甚高、顾虑太多，让这个珠光宝气的女人变得封闭和愚昧。。。直到今日，她终于失去了最后的从容教养，成了个怨天尤人的泼妇。

有意思的是，那些年里香港“丢失”掉的诸多机会，却被原本封闭的内地城市全盘接收。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从某种意义来说，一水相隔的深圳和香港，都是时代造作下的弄潮儿。

在特区刚立之际，深圳的口号还是“为香港服务，向香港学习”。

而到了90年代，面对诸多的转型选择，香港也曾勉为其难地抛出橄榄枝，构思过“你做生产我来服务”的抱团发展及优势互补。

然而，时代变得太快，而“初来乍到”的深圳比香港的选择更多。这个香港看不起的穷邻居，反倒成了最能顺应潮流的存在。

2018年，深圳的GDP总量达24221.98亿，历史首次超过香港同期的经济数据表现。

事到如今，匆匆几十年沧桑变化，深圳已然就是深圳，而不是那个“紧邻香港的特区”。

此次深圳再当大任，自然也有其成功改革的经验因素。

但现在的问题是，由时运而起的深圳，会重蹈昔日香港的覆辙吗？

从大局出发，从香港的经验来看，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产业结构至关重要，它将决定社会财富往哪里收敛，年轻人向哪里发展，资本于何处进行投资。

就目前而言，深圳的产业结构还是比较健康、优质的，工业，尤其是代表创新的高科技工业实力过硬。

以18年的数据为例，深圳三大产业的比重为0.1比41.1比58.89。而在9109亿的工业产值里，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为6564亿和6131亿，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提升至72%和67.3%。

除此之外，第三产业里也冒出许多科技创新的新生事物。在2018年，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的营收增长2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也有12.3%的增加。

企业角度，相比央企、国企遍布的北、上模式，作为一个民企扎堆的城市，深圳更为崇尚市场化规则，让市场筛选资源，而不是由其他力量来选择企业。这样出品的企业生命力强，适应性好，更富有进取求变的精神。

而落实到人才引进方面，深圳更是出了名的门槛低，入户还反送你钱的极品存在。。。以至于深圳人口平均年龄，才刚刚突破三十岁的门槛。

这么看来，从产业、企业到人才引入，深圳这座城市无不洋溢着年轻奋发的气息，这是这座城市当下最大的特质及优势，但也是其他资源相对不足的主因。

比如说医疗、教育这些民生资源，深圳目前就有些底气不足，历史沉淀过少——甚至在某些人看来，深圳就是个供其打工淘金的暂居地，而不是自己的家。

关于这点，深圳也的确难逃后工业化城市房价虚高的通病。

根据相关统计，自07年到17年间，深圳房价足足翻了五倍。。。说句难听点，深圳的锐意进取，深圳人的工资涨幅，到头来都贡献给了房价。

所幸在此次文件的原文里，上头也强调了“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性。而在类似的故事里，我们也有新加坡的成功案例以供参考。

就目前来看，深圳前有城中村做缓冲，后有人才保障房接力，未来旨在让大部分人住在费用低廉的政策房里，让还有余力的有钱人去享受昂贵的商品房乐趣。

但话说回来，即便深圳有能力取长补短、可以成为更好的香港，但它也没有取而代之的必要。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性格和调性，别看香港“相对落寞”了，但它金融规则上的相对优越，“国际玩家”对香港的认可，可不是靠我们自己推进就能必然取得的。

正如李小加所说，中国不需要第二个上海或深圳，但他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香港。

对于深圳来讲，它未来要做的，就是在科技创新上保持优势，发挥好它改革桥头堡的作用，并补足科研、教育、医疗上的诸多短板。

所幸相比当年反应不及的香港，我们好在“有史为鉴”。。。但话又说回来，历史真能为鉴，又岂会一次次地重演？

华灯初上，遥想深港两岸，该是灯红酒绿，霓虹初妆。

这漂泊的人儿也会像香港一般老去，可见证这些人来人往的深圳，却仿佛“永远年轻”。。。